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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定一（1913年11月——2013年1月），笔名周因梦、因梦、许令芳、尹梦华等，湖南酃县（现炎陵县）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3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9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上世纪四十年代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1950年调入刚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先后担任《中国语文》杂志常务编委、《现代汉语词典》编审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近代汉语研究室主任，并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语言学会副会长等职务，曾任民进中央学习委员会委员。
求学经历
周定一早年在长沙读完小学和初中，高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浦东和南京中央大学实验中学。1934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备取生”，因当年该系无空余名额，遂回南京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作旁听生，同年参加扬州中学的高考补习班。1935年夏，他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同时还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在北大读书期间，他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转入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期间与穆旦等共同发起成立“南湖诗社”。1939年他从西南联大毕业，先后在云南大理中学和昆明中法中学教授国文。1942年，他受聘西南联合大学，任中文系助教，不久转为教员。期间主要与沈从文先生合教大学一年级国文。抗战结束后，续北大中文系之聘，回到北大母校任教，后转入罗常培先生主持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50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他调入语言所，是最早来所的一批研究人员之一。此后一直在语言所工作，直到1987年退休。
走上文学创作和语言学研究之路
青年时期的周定一曾是位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他从高中时起开始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文学作品。抗战爆发前后，常在废名、周作人合编的《世界日报·明珠》及《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作品。
他的文学之路得益于常任侠、废名（冯文炳）、杨振声等高中和大学国文老师。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他与同窗好友穆旦、向长清、刘兆吉、赵瑞蕻、刘重德、林蒲、刘绶松等，在闻一多和朱自清的关心和指导下，发起成立了西南联大第一个学生文学社团——“南湖诗社”，倡导创作和研究新诗，是其中主要成员之一，有《南湖短歌》等闻世。抗战胜利后回北大教书，他应沈从文之邀，与之合编《平明日报》副刊《星期艺文》（该刊发刊词系周定一执笔撰写），以发现和培养“新生代”作家为己任，提携了许多文学新人，包括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邵燕祥等。
周先生走上语言学研究的道路，主要是受到罗常培先生的影响。在北大读书时，周定一选的是语言文字分科。当时教授专业课的，有唐兰、罗常培、沈兼士、王力、魏建功等名家，罗先生教他们音韵学，对他的帮助最大。周先生是客家人，罗常培先生对客家话很感兴趣，便经常提醒他留意自己的客家话。周先生的大学毕业论文《酃县客家方言》，就是研究家乡的客家话，得到了罗先生的细心指导和称许。之后，从任教于西南联大，到进北大文科研究所，再到中科院语言研究所，周先生一直是在罗常培先生的指导下工作。周先生常说：从做学问到做人，罗先生对自己的影响是全方面的。
十年磨一剑：周定一先生的语言学研究
作为卓有成就的语言学家，周定一先生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语音、词汇、语法、方言、语言学史、词典编纂、语言政策和文字规范化等均有涉猎。其中用力最勤的，是词汇研究，特别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周先生到语言所的第一项研究工作，是近百年来汉语词汇演变的研究。1950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他和其他几位同志承担了研究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近百年词汇演变的任务。他们从搜集原始资料入手，占有了大量的清末民初语料。后来这项研究虽然被迫取消了，但他自此对汉语词汇的演变产生了浓厚兴趣。五十年代周先生在语言所主要负责《中国语文》的编辑工作，这段时期他除了花费大量精力编杂志外，还发表了不少词汇研究方面的论文和大量普及汉语知识、宣传语言规范与文字改革的文章。六十年代初，周先生调到汉语史研究室，承担集体项目《汉语语音史》的“现代语音”部分。后来又协同谭全基修订郑奠先生编集的古汉语修辞学资料，并以《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的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0年《现代汉语词典》推出“试印本”，他担任审订委员之一。1972年语言所从河南息县干校回京，他又被调去参加《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为之倾注了大量的精力。
1977年语言所学科调整，成立近代汉语研究室，周定一担任首任室主任。他开始着手《红楼梦》的词汇研究，陆续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如《〈红楼梦〉里的词尾“儿”和“子”》、《〈红楼梦〉词汇中的标音问题》等等。后来材料积累多了，便萌生编著《红楼梦语言词典》的打算。从1978年校勘底本开始，到1988年整部词典书稿完成，前后花了整整十年。1995年由他主编，钟兆华、白维国参编的《红楼梦语言词典》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部凭藉个人之力完成的250万字的巨著，收词25000余条，几乎是《红楼梦》一书词汇的总量，可以看成是十八世纪的北京话词典，被学者誉为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这部词典出版时，新华社用六种文字向海外数千家媒体刊发了消息。
周先生在词汇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还有《词汇的新陈代谢》、《“音译词”和“意译词”的消长》、《所字别义》、《“挤对”和“挤兑”》等。他在语音、语法、方言等方面的著述也有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汉语方言的分布情况》、《汉语方言和拼音文字》、《对〈审音表〉的体会》、《酃县客家话的语法特点》等，这些文章产生了较广泛的学术影响，为国内外同行所引用。
尽心尽力编好《中国语文》
周定一先生在语言所长期担任《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工作，为《中国语文》的成长壮大倾注了大量心血。1952年7月《中国语文》创刊时，他是最初的九名编委之一。1955年底至1960年底，他更以常务编委身份主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在此期间，他和编辑部同仁一起，为编好这份国内语文学界的顶级刊物兢兢业业、殚精竭虑。
他还开辟了“中国语言学史话”栏目，带头撰写《杨雄和他的〈方言〉》和《博闻强记的郭璞》两篇文章，用平实的语言介绍中国古代语言学家的成就及其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他还腾出时间撰写了《谈汉语规范化》《语言科学在党的领导下向前迈进》《努力发挥拼音字母对推广普通话和识字教育的作用》《汉语语言科学的通俗普及工作》《学习鲁迅，为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等多篇文章，积极推动语言知识的通俗普及和语文规范化，宣传新中国成立初期语言科学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
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周定一参与编辑的《中国语文》，在普及语文知识，参与社会“语言生活”，贯彻国家语言文字政策，促进新中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及增强语言学界的团结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求真、求实的严谨学者
周定一先生治学严谨，学风朴实。他写文章总是从积累材料开始，材料积累够了，才动手写作，因而他的文章总是言之有物，言而有据，从不作空言。他善于从剖析具体问题入手，步步为营，层层深入，最终求得问题的完满解决，即运用所谓的“抽丝剥茧法”。王力先生曾称赞其《所字别义》一文“别看写出来文章只有一万字，几千字，收集的材料却是几十万字。这叫做充分占有材料”，“从现代北方话一直追溯到宋代，甚至追溯到先秦，写得很深入”，“这种文章值得提倡”。
周先生强调治学应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认为专业知识和研究兴趣要广泛，这样才能做出大学问，如果只把自己划定在一个圈子里，虽然也可以出些成绩，但终究成不了大器。他对近年来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浮躁学风感到十分忧心，他说：“搞研究工作，需要的就是一条筋定到底的韧劲儿。现在学术界的风气浮躁得很。一些大学和研究部门像‘催生婆’一样，要求年轻人早出成果、快出成果。迫于形势，现在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人少了，急功近利、急于冒尖、投机取巧的人多了。这种学风害事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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